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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樟柯和周其仁眼中的当代青年

发布时间:2019-07-08 浏览次数:

  五四青年节前后,读到一些报章文字,谈论如何继承“五四精神”,教导青年和青年工作者们应持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。跟若干年的纪念文章相比,似乎没有多少新意。

  读五月二十三日上海《文学报》,记者傅小平专访贾樟柯的报道:《贾樟柯:我对表现当代有不吐不快的内驱力》。

  贾樟柯在那些应景文章作者眼中,可能不过是个只有技术性意义的被教导者,但我看他随口说出的当代青年思想言行的实际,熟悉得像谈论家人亲友隔壁邻居。这是他作为杰出导演和编剧的当行本色,不同一般的深刻之处。且看他是怎么说的:

  我们可以不用从宏大的角度来回溯青年在很长历史阶段里的成长,就看一个青年怎样保存青春的记忆和过程。所谓青年最为宝贵的是,他们身上带有一种反叛性。……因为青年有很大的可塑性,他们带着自己的某些理解,融入既定的社会形态中,就会有某种不适应性,就会跟社会产生某种矛盾,并因此有他们自己的反思。也就是说,当他们带着各自新鲜的角度,去面对某种古老的时候,从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善意的关切,哪怕是带有一些任性,他们对社会不合理部分的质疑,他们与社会某些一成不变的东西的对峙或对抗,乃至对一些很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的问题的重新思考,都是很可贵的。以我的看法,反叛性就是青年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,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部分。这大概就是我所理解的青年性吧。

  贾樟柯在这里所论述,实际超过了当代青年这个范围,进入了“青年一般”。这是上述某些论者们不曾触及的。尤其是他抱着爱心,以肯定的口吻说到青年们身上这个“反叛性”,更恐怕是某些人避之犹恐不及,视为可畏而要戒备防范的。

  今天的某些论者,且不说他们根本上远离一代青年,不了解青年们所历生活中的甘苦,青年们的喜怒哀乐,单是他们习于以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态度看待历史,以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(甚至六、七十年代)的眼光看待世象百态,他们就不但不可能真正理解五四运动,五四精神,更不可能给当代的青年指出切实“行远”的方向。

  在这里,贾樟柯化繁为简,把一代代青年共通的特性及其规律性的表现,就这么三言两语披示出来。过来人从中看到自己早年的影子,正当年的青春一代则从中看到对自己心理的描述,也看到自己与当代某些社会规范的牴牾,而向自己的一代人提出了《怎么办?》的问题。

  读了贾樟柯的一番话,我才接触到这个话题。由此留心,随后恰好读到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“中国经济50人论坛”的发言,发现这位经济学家也注意到当代青年——扩大些说是中青年的心理状况。他的表述比贾樟柯角度更开阔些:

  更年轻的人成为社会的主体,他们对体制、政策以及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,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,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。对80后、90后来说,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,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,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、那样的,要是不达标,他们就不满意。

 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,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,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,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,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,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?他们对社会公正、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,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?要看到,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。也正因为如此,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,就比过去更高。

  一个国家有希望,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。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。要是改得过慢,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,也会出问题,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,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
  周其仁教授发言中这一部分,跟贾樟柯的答问是互为补充的。贾樟柯强调了一般青年通通具有的、仿佛天生的“反叛性”,近于青少年“逆反期”心理的延长;周其仁强调了后天的环境和信息效应,从外部造成了青年对社会满意度的差异。两者都为我们观察当代青年提供了很好的视角。

  一是青年或中青年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主体,各项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,他们的精神状态、思想动态以至心理活动,对整个社会影响至巨;二是同样占很大比重的老龄人口,即令是可以用“忆苦思甜”施加影响的部分,也会有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同反应,同样应该给予同情的理解。女财神报官网